李定国:我在《乐声传奇》中留下20世纪乐坛名家群像

作者:马冬梅 发表于2021-08-30 05:52:09 来源:经典美文网

编者按:《乐声传奇》是音乐制作人、乐评人、专栏作家李定国首部音乐家传记、乐坛回忆、乐评文章结集。全书以40余万字、近百张资料照片,讲述前辈音乐人的艺坛往事、揭秘知名音乐机构的前世今生、追忆乐坛往事种种。内容包括萧友梅、黎锦晖、冼星海、聂耳、贺绿汀、麦新、孟波、刘雪庵、韩中杰、王洛宾、沈湘、张权、郑德仁、温可铮、朱逢博、刘炽、马可、任桂珍等乐坛名家的生平成就与艺术生涯往事,上海交响乐团、上海声乐研究所、上海三大口琴会、上海管乐团的创立与发展过程,“上海老歌”的盛衰、“上海之春”的诞生、“全国音乐周”的始末、《东方红》《长征组歌》《梁祝》等名作诞生的台前幕后。以下为该书的作者自序。
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的厚爱,我的第一本音乐人物传记和乐评文章的结集《乐声传奇》,即将付梓出版。
岁月匆匆,往事历历。屈指算来,在三十多年的不经意间,我已在上海的主流媒体和全国一些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五百余篇拙文。绝大多数是有关音乐方面的,本书仅收入了其中很少一部分。书中的多数长文都是近几年撰写的,其中三分之一是为这本书的出版而专门撰写的,好多文章还未曾发表。
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受到革命理想主义教育,立志做一个对祖国对人民有用之人。我的父母都出生于世代读书人家,我也是在书堆里和音乐声中成长的。我从小就因父母工作繁忙、无暇照料,而与父母和胞弟一直生活在外婆家。我外婆是个小脚老太,虽不识几个字,却明晓事理,非常善良,乐于帮助任何有困难并有求于她的人,借给人家的钱物都不要人家归还。从小外婆就教导我要与人为善、要懂得行得春风才有夏雨的道理。我母亲则一贯教育我要先做好人,才有可能做成事,她也是处处以身作则的。母亲工资很高,但自己却很节俭。每天清晨都提前步行到学校上课,连4分钱的电车费都要节省,但对经济有些拮据的学生,她都会慷慨解囊予以帮助。母亲孝顺长辈又关爱子女,自己却从无所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外婆、母亲的善良和乐于助人,我从小看在眼里,牢记心中,以后的处世为人,都是深受她们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的奶妈在我家待了将近有半个世纪,她晚年回绍兴老家后,我还是每月都按时寄生活费给她,逢年过节还要另加许多礼物,一直到她终老。对于做这样能够助人的事,我感到快乐无比。
外公陈锡华,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才生。当年与宋子文、潘公展和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为同窗挚友。但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信奉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于1927年春创办了青年中学(今比乐中学),推行现代教育。外公是个时尚洋派之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就有自备汽车。他喜欢音乐,家中有钢琴、有最早的百代唱片公司的立式唱机,中外唱片也应有尽有,由此也深刻影响了家中的子女。我二舅陈忠庸后来成为男高音歌唱家,与刘秉义为同门师兄。我大舅也是音乐的狂热爱好者,他收集各种声乐唱片。我大姨妈和母亲早在教会学校学习时就学习钢琴,以后又经常客串多个私立电台的歌唱表演。
正因为家中有这样的氛围,我从小就喜欢上了音乐,最爱听唱片。上小学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唱片,此举还影响了正在上幼儿园的胞弟。我对旋律优美的轻音乐和独唱情有独钟,对许多经典的中外名歌和名曲中的唱段和旋律,至今还烂熟于心、如数家珍,甚至能倒背如流。这对于我以后的音乐写作有着极大的帮助。
我父亲李佐华多才多艺。他早在中学时代就与同窗好友、莫逆之交王福龄(《我的中国心》《南屏晚钟》和《今宵多珍重》等歌曲的曲作者)一同跟随陈歌辛学习钢琴、作曲。他虽在大学学习生物专业,以后又长期从事科普教育工作,但骨子里一直对文艺情有独钟,业余时间创作过多部影视剧本。父亲有意识地培养我和胞弟对文艺的兴趣,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那时的每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及各地方文艺团体来沪表演歌舞专场,他总会带我和胞弟一同去观摩聆听。

1992年,本文作者李定国曾拜访贺绿汀并在其书房合影

1992年,本文作者李定国曾拜访贺绿汀并在其书房合影

父亲对我寄予厚望,这从他在我的名字中用了“安邦定国”之意,就可见一斑。他期待我也能像先祖中的北宋名相李纲那样,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我却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令父亲非常失望。我刚上小学时,父亲为了让我打好语文基础,为我订阅了当时上海所有的少儿期刊,还经常去少儿书店买来适合我和胞弟阅读的书籍和各种连环画。每年新学期开学前的寒暑假里,曾编撰过数学大辞典的家母陈秀英,总会抓紧时间把新的数学课本教我一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数学课是学过两遍的,因此我有幸能在静安区的一次速算竞赛中夺魁。
我在中小学时的学习成绩(只是分数),虽然看似一直名列班级和全校的前茅,但实质却并非如此。由于我贪玩,上课不用心,课后又不用功,全凭自己的“小聪明”和“先知先觉”的优势,才有这样的考试分数,其实我真正的学习功底并不扎实。有一次晚饭后,这天早回家的父亲突然检查我的作业。当看到我完成的一篇春游作文,像写流水账,在敷衍了事,父亲很生气,要我立马重新写一篇。此时已晚上8点多,重写的这篇作文,是在半夜才完成的。那天父亲非常耐心、诚恳地告诫我:写作文首先要切题,所写的文字都要围绕主题。其次文章要疏朗轻重有致,重点的事件要展开写,尽量要挖掘其中的细节。作文主要是描写人性,即使是写游记,看似是在写景,但真正表达的是情,是人的情感。好的作文并非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作者真挚感情的流露和抒发。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的谆谆教导我至今不忘,一直影响着我以后写作的理念和态度。我认识到,一部好作品的产生,不外乎认真、坚持和捧着一颗真诚的心等几个要素。如今我对自己的写作有更高的要求:对于已去世的人物,要能写得像活人一
样鲜活,让读者看后像在与其亲切对话一样;写活着的人,更要努力做到让读者读后能感动、甚至流泪。这也是我永远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一直没忘小学时的同桌—北京女孩王京媛,她是三年级转学来我班的。王京媛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歌善舞又会朗诵,尤其是乒乓球打得出色,但学习成绩却不太理想,我经常帮助她。那时每天放学后,她总邀请我去她家一同做作业、打乒乓。王京媛的家离学校不远,是一幢独立的小洋楼。她家客厅的大餐桌与正规的乒乓球台大小相近,我们就在桌子中央架个网,便无拘无束地挥拍切磋球艺。王京媛的父亲是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师长,家中有好多中国作家送的签名本长篇小说。每次打完球,她总会让我挑喜欢看的书带回家阅读,归还后再轮换,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家的藏书我基本看了个遍。其中印象较深刻的有《上海的早晨》《红岩》《暴
风骤雨》《苦斗》《三家巷》等。
小学高年级时,学校奖励我一张市少儿图书馆的借阅证。此证全校同学也没几张,为此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市少儿图书馆离我家近在咫尺,有了借阅证我隔三岔五地往那里跑。少儿图书馆就是一个书的海洋,各类书籍应有尽有。那里有大量我从小就喜爱看的历史和政治类书籍,久而久之,我眼界大开,人生格局也得到了提升。
“文革”开始后,我家和外婆家都受到了冲击。家里所藏的古籍、外语书和中外经典小说及各种唱片,甚至连电唱机也一并作为“四旧”被抄走或毁于一旦。那时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我不上学,也没书看,更谈不上能聆听唱片了。但庆幸的是,我外婆家有两家近邻未遭抄家,家中的藏书逃过一劫,而这两户近邻家的孩子,与我又是发小。于是我就变着法儿、想尽一切办法与他们套近乎,来满足自己阅读的欲望。在“文革”的那些年里,我阅读过几乎所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相对比较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对美国作家海明威和德莱塞的小说印象更深刻,尤其是后者的《珍妮姑娘》和《嘉莉妹妹》。
“文革”中听唱片,和借阅中外小说一样,都是靠地下相互传阅、传听的。我外婆家被抄家后,留下了一台外公购买的百代唱片公司立式的柚木老式手摇唱机。这台看似老掉牙的唱机,如今却是古董级的文物了。发动机有些松懈,而且只能播放78转的粗纹黑胶唱片。为了能过过听唱片的瘾,我想着法儿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粗纹唱片。同时把外公生前留下的几盒已用过的一次性唱针,重新在砂皮上打磨后再用。虽然唱片在这台已老旧的唱机上播放时,声音已有些失真,但我听来仍感到非常满足。
阅读和赏乐,始终伴随我的青少年时光,而学习音乐则始于青春岁月。我天生有副好嗓子,学生时代带领全校同学领唱《毕业歌》时的场景,至今难以忘怀。因为我家人与许多文化名人有交集,因而我学习声乐的起点很高,跟随过董爱琳、蔡绍序、葛朝祉和温可铮等好多名家。但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学得真功夫。那时为了想去报考部队文工团,我还同时学习过单簧管、手风琴等,但由于天性好动,学习又不太认真,不能专心致志。因而我学器乐和声乐一样,还是小猫钓鱼式的三心二意,没能成器。
但这样的学习和从艺经历,无形中使我开拓了视野和认知,并广交了朋友,增长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尤其与温可铮大师三十多年情同父子的交往,他耳提面命式的教诲使我能全面深刻了解中国歌坛的过往和现状。正因为我对歌唱有了全面独到的认知和见解,这对我以后从事音乐制作和撰写乐评文章大有益处;更为我策划、组织大型音乐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了中国沉寂的艺坛,从而迎来气象万千、一派繁荣的演艺新局面。那时,无论正规剧院还是体育场馆、甚至街道社区和工矿企业,都在上演文艺节目。受此激发,我仗着有丰厚的人脉,也开始私下组织演出。但起初只是小打小闹,名不正言不顺地搞几台综艺节目,谁料演出效果颇佳,深受大众欢迎。
1984年初,我的演艺人生迎来转机。应上海几家主流媒体团委书记的盛邀,我有幸参与策划组织了“上海新闻界青年大联欢”。因为我对文艺比较懂行,与演员又熟,因此这台在黄浦体育馆公演的节目,从演员的挑选到曲目的编排,基本都由我把关。好在这台节目的结构比较简单,以上海乐团的乐队和几档独唱节目为主要班底,再穿插几档已在沪上崭露头角的流行歌手的演唱。最令人瞩目的是,此次演出我请来了正在上海拍戏的电影演员姜黎黎、王馥荔及上海籍演员殷亭如和黄达亮等。有这些电影明星的加盟压阵,无疑给演出增色不少,观众反响强烈。
一炮打响后,年轻气盛的我信心大增,心念着如何用好自己的亲属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绵密的人脉网,加之自己与生俱来的社交能力和“猪头肉三不精”的音乐经历,期盼着能在音乐制作这个新领域里大干一番,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独特的新路。
机会很快来临了。1984年深秋,《新民晚报》为读者服务部的成立要举办一台庆贺演出。由于我的为人、能力和工作作风,及两个月前的那场成功演出得到普遍认可,因此我又再次受邀参与节目制作。
20世纪80年代初,港台和海外的大量流行音乐涌入内地,原本主流、传统的音乐作品和一大批人们喜闻乐见的歌唱家,一时间被边缘化,为了以正视听,我建议举办一场有京沪两地著名歌唱家参演的音乐会。理由是经过时光洗礼和岁月积淀的歌曲,能唤起几代国人共同的尘封记忆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我的提议得到了大伙儿认可,确定目标后旋即开始运作。因为我二舅的原因,所以我与中央乐团的许多演员较熟。另外,我与中央歌剧院的女中音歌唱家王惠英(主演过歌剧《卡门》)是曾经一起学唱的伙伴。通过她我结识了李光羲、楼乾贵等中央歌剧院的前辈。有了这样的人脉,晋京邀请演员的事宜很快落实。这台由魏启贤、臧玉琰、孙家馨、罗天婵、楼乾贵、李光羲、李晋玮、邹德华、官自文、李丹丹和海政的吕文科、胡宝善及
上海的温可铮、罗巍联袂参演的“著名歌唱家音乐会”于当年12月中旬在静安体育馆举行。所有前辈歌唱家都各自演绎了自己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旋律优美,无论是形式和内容、技巧与情感、主题与境界,都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到的艺术风格。群众热烈欢迎追捧,七场演出一票难求。首演那天,上海各界领导都悉数到场,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演出结束后,我在欢送歌唱家返京去车站途中,与吕文科和胡宝善同车。车上,吕、胡两人都谈到了此次音乐会中,部队演员太少了。同时又与我探讨,是否在有条件的适当时候,专门搞一台清一色的部队歌唱家音乐会。这个想法,马上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也给了我很大启发。其实此前,战友歌舞团的张振富、耿莲凤来沪演出时也与我议论过同样的话题。此后,这件事一直挂在我心头。
翌年春节,我去上海音乐厅聆听薛范的俄罗斯作品音乐会,与电台主持人辛宁不期而遇。他是个工作能力强又雷厉风行的人。因为是老友,我就把这些日子一直想搞台三军歌唱家音乐会的想法和盘托出。辛宁立刻拍手叫好,当即与我商定一起合作,用电台名牌栏目《星期广播音乐会》的名义举办,同时再邀请驻沪三军和武警部队一同协办。这样,音乐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
辛宁把设想举办部队歌唱家专场音乐会的选题向台长高宇汇报。高宇听后连连点头,表示肯定和支持,音乐会运作也由此拉开帷幕。首先组成五人运作班子,“星广会”领导徐敏霞负总责,编辑周以太和我胞弟李建国一同赴京,落实在京歌唱家来沪事宜,而我和辛宁则负责上海的后勤及电话联络各大军区的受邀来沪歌唱家。
因为辛宁的父亲是位老红军,所以他与驻沪部队的首长都很熟,协办音乐会之事顺利完成。而北京方面因为有好多熟悉的歌唱家牵线搭桥、鼎力相助,来沪歌唱家很快全部落实。
但上海方面的联络工作却碰到过一些困难,那时的通信不发达,打长途电话要去邮电局,而且部队的电话与地方根本是两条不相干的线路。但好在我与八五医院、空军招待所多有熟人,每天深夜,等那里空闲时,我和辛宁去试着“偷打”。但有一次,“吃素碰到月大”,这两家因故都不能提供方便。正在不知所措之时,辛宁突然想到,自己有位同事的丈夫是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师长,家里有部队专线电话。于是,我俩想碰碰运气,就骑自行车赶往那里。此时已快深夜11点了,当敲开家门,主人得知情况后,二话没说就让我们进屋工作。当顺利完成任务后,我俩坐在街边吃着柴爿馄饨时,天已露出了鱼肚白色。
经过两个多月的奔忙,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万事俱备,只等音乐会开锣。
5月1日,我在《新民晚报》文化新闻版上撰写了一条新闻,首次披露即将在文化广场举办的三军歌唱家音乐会的消息和演员阵容。不料,一石激起千重浪。顿时,电台音乐部、文化广场的电话几乎要被热情的购票者打爆。
在春意盎然的5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系统规模最大、演员阵容最强最齐整的一台“三军歌唱家音乐会”,在上海文化广场隆重首演。来自总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空政文工团、第二炮兵、铁道兵和十大军区文工团的寇家伦、张越男、贾世骏、马玉涛、马国光、吕文科、胡宝善、杨洪基、程志、王静等三十多位人民群众喜爱的军旅歌唱家,轮番登台献演。整场音乐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四千多名热情的观众完全沉浸在歌海中,持续不断的雷鸣般的掌声,似乎要把剧场的屋顶掀翻。
而场外,等退票者天天挤满了文化广场四周,远比进场的观众还多。很多没能观演者,甚至挤在文化广场的几个边门外,聆听从场内偶尔传出的美妙歌声来过过瘾,直到散场。
音乐会连续举办了五场,5月19日,作为《星期广播音乐会》的重头戏在上海音乐厅向全国直播。这天早晨,我受命驱车去接贺绿汀到现场观摩并参加座谈会。会上,贺老对音乐会举办的意义予以高度评价。他说:音乐不应是个人的呻吟,而是要为人民呐喊,替时代高歌。
“三军歌唱家音乐会”的成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不久,我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演出更繁忙了。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标准和要求,即所办的音乐活动不光是为营利,更要注重弘扬中国文化和高雅艺术,要体现其社会效应,从而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胞弟李建国先后在上海策划组织举办了“世界名曲大汇唱”和“中国名曲大汇唱”这两台大型主题音乐会。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歌坛演员阵容最强、影响最广泛的音乐会。
歌曲和音乐一样,都是时代的记录者。它不仅是光阴的坐标,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印记。这两台音乐会上演的经典曲目,都是踏着流年的脚步,折射出岁月的印痕,仿佛是书不尽的歌坛长卷。诚然,音乐会剪下的那一段段时光,是时代的缩影。它会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也为继承、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此后,我又重点策划组织了旨在弘扬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系列音乐会“海上寻梦”,每年都要上演几场不同主题、样式、曲目和演员的主题音乐会。我的意图是想通过一场场音乐会,能揽尽歌坛一片芳华,更能使观众拾得“满地黄金”,得到精神和感观上的愉悦。
在我的音乐制作生涯中,除了父母的全力无私的支持外,还有两位贵人相助:一位是我从小就景仰的乐坛泰斗贺绿汀,另一位是与我生死相依的胞弟李建国。年少时由家父引见,我与贺老相识,并从此交往很多年,他视我如同自己人。我的音乐观,是长期受到贺老醍醐灌顶般的教诲而逐渐形成的。我每次举办的重大音乐活动,事先总要请教贺老出谋划策,为我把关。最难忘的是,就在“中国名曲大汇唱”上演前夕,来沪参演的歌唱家也都投入合乐时,不料,不知有人出于什么目的企图阻挠此次盛会的举办。正当演出面临夭折时,我无奈只能请贺老出山。当我说明此事前后原委时,贺老二话没说,旋即提笔给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写信后交我,信中责成其赶紧正确处理此事。在贺老的干预下,演出顺利进行。
我胞弟李建国是名画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高级动画设计师,他作为主创人员参与过多部剪纸影片的拍摄。我人生中的所有音乐活动,基本上都是我和胞弟一起商量、策划、组织的。胞弟常常为了落实演员,走南闯北,往返于京沪。但为了成全我,他甘愿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幕后辛劳,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我想,这无疑就是血浓于水的同胞手足情。
1999年初,我父亲不幸突发脑溢血。后经医生全力抢救和家人的精心照顾,在昏迷了一个多月后,才转危为安,父亲又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十年。但他从此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我和母亲就成为他的手、脚,一刻也不离左右。自家庭变故后,我的人生轨迹和生活节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放弃所有,全力在家与母亲一起照料父亲,大型音乐活动已不可能再策划举办了。此时我审时度势,把今后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撰写音乐文章上。
在三十多年的音乐制作生涯中,我结交过国内几乎所有的著名音乐家。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又不失时机地采访、记录并收集过他们的艺术生涯和生活、思想的素材。但那时由于烦琐的事务比较多,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撰写文章,虽然那些年也发表过一两百篇短文,但更多的资料只能束之高阁,并未派上用场。如今我在家忙里偷闲时,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就在父亲生病以后这些年里,我光在《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上就发表过数百篇文章,其中的《歌曲创作怎么了》还获林放杂文奖提名奖。另外我发表在上海其他主流媒体上的文章荣获过上海市好新闻二等奖、上海市首届新闻大特写三等奖。这些年,我的许多文章被新华网、人民网、新浪、腾讯、百度,以及《新华文摘》《作家文摘》《报刊文摘》等转载。
伟大的时代,给了我一个无穷大的美好舞台,从而能展示我的才华和能量。感谢社会的厚爱,更不忘父母的养育、栽培,以及胞弟、朋友的倾力相助,才会有我今天幸福的生活和自豪的人生。
音乐和写作,是我人生的情怀,更是毕生的追求。
李定国
2021年6月3日
 

《乐声传奇:20世纪中国乐坛往事钩沉》,李定国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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